如果说还能在中大发现一些朴素教育的痕迹，那么这点痕迹必然是存在于博雅学院的。
在“甘爹”的悉心经营下，中大博雅学院茁壮成长，09级的师兄师姐们在其庇护下于今年毕业了。 但只有4人到相关单位就业，而且其中一人认为自己找到工作还属幸运，这仍然让人感到些许忧虑。或许进入博雅学院就预备着将来要往学术方面发展。许多人还是选择了继续深造。原因是自己读的书还不够多。书到用时方恨少，就像我写文章一般，总是埋怨自己找不到好的素材，虚构的多，实际的少，写不出实质性的东西。师兄师姐们也是在写作论文之时感到自己所读甚少。这是大学之大幸啊！因为人们知道得越多，也就能发现自己未知的越多。因为正像某位伟人做的比喻一样，我们所知道事情的边界就是一个圆圈，圆圈外就是我们所不知的，当我们知道的越多，边界越大，我们才能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也越多。求知之心就是朴素教育之本。
且不论人们对就业与学术的不矛盾一面的忽略，对现实即金钱等的讨论似乎会把我塑造成一个偏激的愤世嫉俗的人，甚至推而为愤青，我无意于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投入我主观情感。过度地追求物质就会丢失对精神的追求，我并不赞同，过度追求精神而对物质追求欲望淡化甚至抑制，我也不赞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高于动物的对所谓崇高的追求。但人之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正是应该有五情与六欲。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讨论现实，也只能用经济学的眼光去探讨了。正如经济中的自私人假设。那么所谓金钱及其运作，在社会层面上也不过是资源的分配与重组。在此只表明观点，不深入探讨，且搁置不谈。
回到朴素教育，之所以称博雅学院的教育有朴素教育的痕迹，是因为它重视学生的内在修养。只有启发了学生对真理的追求乐趣，才能使学生主动求知。而主动求知正是朴素教育的核心。
我推崇朴素教育，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保留了对真理的自由探索与一个哲学家对世界的好奇。以我现在的能力似乎探究不了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实现提高社会资源的运作效率或者生产力的水平这个问题。但是凭借我对这种自由与好奇的向往，我认为，所谓大学应该是主张这种教育方式的。在古代，苏格拉底是极其推崇这种教育方式的，因为他们要培养哲学家和社会学，政治学家，培养对社会有影响的领导者。苏格拉底不会把自己熟知的东西直接教予学生，他会从师生熟知的事物开始，通过对话，提问和讨论等方式去揭示学生认知中的矛盾，使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寻找正确的答案，得出正确的原理。谈话法是苏格拉底主要运用的方法。在后来，也有人运用了类似的教育方式。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于19世纪末在哈佛大学首创的案例教学法，就继承了苏格拉底教学法中的独立思考和怀疑批判精神，使学生能够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与朴素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执因索果式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较高，也体现了对真理的自由探索。
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科都要采用朴素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方式功利性质不明显，效率可能较低，在古代大学即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教育学府，可能受用，但是在今日大学即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的的教育基地，可能不受用。在这样的预设前提下，功利性必然是大学的最大特征，即使校长的个人意志再强大，也无法阻止这种社会潮流，学科功利化教育必然是主流。即使某些学科可能会采用朴素的教育方式，也只是因为在评估体系中，时间等其他因素的介入使得朴素教育比功利化教育要成效大罢了。
在这种环境下，博雅学院似乎是在为仍然渴望追求真理的人挽回一些面子。
但是在尼采高呼上帝已死的100年后的今天仍然阻止不了下面这句话的诞生：
大学已死。